一、概述

达摩圆寂地，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圆寂、安葬的重要历史遗址。根据南北朝至明清僧传、官修地理总志、金石碑刻与地方志等综合考证，梁大同二年（公元536年），菩提达摩于洛水之滨、熊耳山下的古定林寺端居示寂。其圆寂归葬地，为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文峪乡南窑村兴国寺。该寺始建于北魏，历史上曾名定林寺、上林寺，明清定名为兴国寺，是在史料记载、地理方位、年代建置、政区沿革、遗址遗存等多维考证下，与菩提达摩圆寂史实高度契合的禅宗初祖归葬遗址。

二、人物简介

菩提达摩，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、中华禅宗初祖，是将大乘禅宗法脉传入中原的开山宗师。南北朝时期，达摩远渡重洋来到中土，不重世俗功德福报，提出“二入四行”禅法体系。据唐道宣《续高僧传》卷十六记载，达摩禅法“入道多途，要唯二种，谓理、行也”，以壁观安心、直指本心为修行宗旨，突破传统佛教修行范式，为中国禅宗独立发展奠定核心理论根基。达摩辗转游化江南、河洛等地，在中原度化高僧慧可，将四卷《楞伽经》交付于他，完成禅宗法脉在中土的传承交接。据后世流传《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》及唐《宝林传》记载，梁大同二年（536年），达摩功成道备、传法得人，于豫西熊耳山麓、洛水之滨的古刹安详示寂，就地起塔安葬。后世禅宗典籍又衍生出“只履西归”“一苇渡江”等经典传说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典故。

三、传教中国

（一）游化路线

菩提达摩的中土弘法历程，主要见于唐代《续高僧传》、宋代《景德传灯录》《五灯会元》等权威僧史典籍。其游化轨迹串联岭南、江南、河洛三大区域，最终落脚豫西洛水流域。据宋代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记载，梁普通七年（526年），达摩泛海抵达广州南海，驻锡西来初地弘法，正式开启中土传法生涯。此后自岭南北上，抵达南朝梁都城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与梁武帝论法。因与梁武帝所推崇的有为功德之说机锋不契、道缘不合，遂决意北渡入魏，深耕北方禅法。

渡江之后，达摩进入北魏统治核心区域，游历洛阳都城，瞻仰名刹永宁寺，赞叹中原佛法兴盛、殿堂恢宏。随后隐居嵩山少林寺，历时九年面壁禅修，潜心悟道传法，甄别度化信众，最终选定慧可为唯一法脉传人。公元533年，达摩正式将禅宗衣钵传于慧可。完成传法大业后，达摩不再固守嵩山道场，沿洛河干流一路向西，深入豫西熊耳山脉，在洛水沿岸村落、古刹间巡游讲法、开化民众，完成晚年最后一段弘法征程。

（二）驻锡卢氏

卢氏县地处豫西边陲，洛河穿境而过，县城坐落于熊耳山和崤山之间的一处盆地。古定林寺（今兴国寺）就在与县城隔河相望的熊耳山北麓。群山环抱、幽邃僻静的地理环境，使卢氏成为南北朝时期中原僧人游方弘法的重要聚集地，也成为达摩晚年安养弘法的理想之地。

公元533年至536年，是达摩在卢氏境内驻锡传法的核心时段。驻锡期间，达摩以古定林寺为核心道场，参悟禅机，教化民众，系统宣讲大乘壁观禅法与《楞伽经》核心义理，摒弃繁文缛节，倡导简易质朴、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，契合豫西民间信众的修行需求，吸引大批周边僧俗前来参学问道，推动大乘禅宗在豫西山区落地传播，为河洛禅宗文化发展播撒火种。

（三）归寂道场

达摩在洛水之滨的定林寺功德圆满，端居示寂。信众与弟子依礼将其安葬于寺院附近，并建灵塔纪念，成为禅宗初祖归葬的标志性事件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“禅宗初祖”，因为他从少林寺而来，定林寺的海拔又高于少林寺，故将定林寺更名为上林寺，后又改为兴国寺。

据《中华古塔通览·河南卷》转录明成化《卢氏县重修兴国寺碑记》片段记载：“去县二里许，有寺曰兴国。始建于太和时，再修于广顺间。”此可佐证该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（477—499年），五代后周广顺年间曾大规模重修。寺院坐落于今卢氏县文峪乡南窑村，位于洛河南岸、熊耳山北麓。初建时，占地百亩、规模宏伟，设有山门、天王殿、前殿、大雄宝殿、后殿、藏经楼等完整建筑群；寺院西侧有数十亩“和尚坟”，龙头寨下建有“达摩路”，殿内供奉有达摩、三世佛及诸菩萨、罗汉等神像百余尊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。因历史原因，古寺数次被毁，历经修缮。2005年，建成仿清式大雄宝殿，面积168平方米，陆续请回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等铜像。2008年盛会期间，礼请陕县空相寺、陕西凹彪寺、广东六祖寺、陕西大悲寺住持举办大型法会，连演五天大戏，四面八方香客蜂拥而至，寺院外车水马龙，香烟缭绕。依民俗传统，每年二月初八和十月初五，寺院均举行盛会，以示纪念。方圆数县群众甚至从数百里外赶来烧香礼佛、祈求平安，高峰时人数逾万。

四、圆寂之地

达摩完成法脉传承之后，最终选定卢氏熊耳山作为晚年弘法与最终归寂之地，是由北魏时期当地自然环境、地缘区位、社会民风共同决定。

（一）山水幽邃、远离尘嚣的清修福地

达摩禅法以壁观为核心，讲究息心止妄、独居静修，力求远离世俗应酬。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·序》记载：“逮皇魏受图，光宅嵩洛，笃信弥繁，法教逾盛。王侯贵臣，弃象马如脱履；庶士豪家，舍资财若遗迹。于是招提栉比，宝塔骈罗。”可见北魏时期洛阳、嵩山一带已是北方佛教中心，名寺云集，权贵、士大夫与香客往来不绝；世俗交际与派系纷争，已难满足达摩远离尘嚣、冥心坐禅的修行诉求。而同期的卢氏，地处豫西边陲，洛水穿流，群山环抱，林木丰茂，没有都市喧嚣，极少士族势力干预，佛门派系争斗影响微弱；相较周边浅丘，这里气候温润，环境相对安定，自然灾害较少，宜居、宜隐、宜修，能够长期稳定闭关修行、收徒传法，符合佛家清修福地的选择标准，是达摩得以长期驻留直至圆寂的环境基础。

（二）通道形便、进退自如的缓冲要地

达摩一生秉持“游化为务、广度众生”的头陀行理念，在确立禅宗法脉传承后，弘法重心转为安度晚年、游化山野。其游化所依的洛河河谷，发育有一条连通洛阳与武关、商洛的山地通行路径，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将其称作“韩卢古道”（洛卢古道），卢氏正是这条通道上的关键节点。据《北史・泉企传》记载，北魏朝廷曾倚重地方豪族管控宜阳至卢氏一线山地要道。该地北接崤山，西抵关中边缘，南连商洛武关，洛河沿岸分布多处古渡口，具备水陆并行的通行条件。从军政地理格局来看，当时卢氏远离洛阳政治核心，又可多方通达，是北魏时期洛阳通往武关、商洛的重要交通缓冲地带。

与车马喧嚣、官使往来频繁的崤函主道不同，卢氏所在的洛河河谷通道属于次级山地通道，呈现“通而不闹、达而不喧”的特质，便于行脚僧巡回游化、教化豫西地区民众；又因地处山区，得以避开两京官道上的官场应酬与朝堂政治博弈。北朝时期，已有不少游方禅僧循河谷山道游走于河洛与商洛之间，卢氏恰好处于这条山地弘法路线的中间位置，既可以承接来自中原的佛法流布，又能够向西南山区扩散禅法，是达摩晚年游化弘法十分理想的地缘选择。

（三）民风淳朴、兼容隐修的人文沃土

达摩所传禅法不重繁缛仪轨，不追求香火兴盛与庙堂规制，核心是直指人心、简易修行。这种平实的禅风，需要与之契合的社会土壤。卢氏自古为深山古县，据光绪《重修卢氏县志・风俗》记载：“大抵卢邑民醇俗朴，从无健讼，轻商贾，专务稼穑。”当地群众远离中原礼乐核心，无固化的门阀礼教束缚，民风质朴敦厚、心性纯粹，对外来修行者包容度极高。当地长期盛行山林隐修文化，高士避世山居、僧人居山习禅的传统深厚，民众没有过多经学教条束缚，更易接纳“不立文字、明心见性”的修行思想，少有认知隔阂与排外情绪。这种崇尚本心、包容隐修的乡土人文，与达摩简易平实的禅法高度契合，为其晚年弘法提供了理想的人文环境。

五、核心依据

（一）灭化洛滨，锚定地理坐标

距达摩时代最近的官方僧史为唐代道宣《续高僧传》，其卷十六《释慧可传》载：“达摩灭化洛滨，可亦埋形河涘。”“洛滨”即洛河干流沿岸，是现存史料关于达摩圆寂地最重要的地理坐标。卢氏兴国寺坐落于洛河南岸、熊耳山北麓，与洛河北岸的卢氏县城隔河相望，是豫西熊耳山区现存记载中与正史“洛滨”地理条件高度契合的古刹，为判定达摩圆寂地的关键证据。

（二）葬于熊耳，确定地望归属

历代文献皆载达摩“葬于熊耳山”。熊耳山为大型山脉，西起卢氏，东北绵延至伊川；古代地理文献对“熊耳山”的指称虽有广狭之别，但核心地理标识始终与卢氏密切相关。《大明一统志》载“熊耳山，在卢氏县，山连永宁，两峰相并如熊耳”，将熊耳主山明确系于卢氏。结合《水经注》“洛水自熊耳山北又东径卢氏县南”的记载，卢氏地处熊耳山脉西端与洛河干流交汇处，是熊耳山地理单元中同时满足“山名所系”与“洛水所经”双重条件的关键区域，与“灭化洛滨”的文献记载形成高度对应的地理关系。

（三）政区溯源，厘清地名歧义

后世部分文献记载达摩归葬“陕州熊耳山”，由此衍生出达摩圆寂地的不同说法。据清《重修直隶陕州志》卷二沿革篇记载：“雍正十二年，又以卢氏来属。”《卢氏县志》亦载：卢氏清雍正十二年属陕州直隶州；民国二年废州，陕州改为陕县，卢氏改隶豫西道。可见，卢氏历史上曾长期隶属陕州管辖。古籍中所谓“陕州熊耳山”，实为当时陕州辖区内的广义地理概念，其主体正在今卢氏县境内的熊耳山脉。近现代行政区划调整将卢氏划出旧陕州辖区，才造成“古今地名错位”。以现代区划否定古代地理记载，实属典型的后世时空误读。

（四）史料互证，契合时序脉络

据《佛学大辞典》记载：“熊耳山，达摩之塔所也。塔记‘大师化缘已毕，传法得人，乃端居而逝，即大同二年（公元536年）葬于熊耳山，起塔定林寺。’”从时间线看，达摩圆寂于536年，此时定林寺（今兴国寺）已经建成数十年，具备高僧驻锡、讲法、圆寂、起塔安葬的条件。现存于寺内的《兴国寺圆觉大师达摩碑记》明确记载：卢氏兴国寺“创自北魏太和年间”，并记述达摩祖师“灭化洛滨，葬于熊耳山”，唐代宗时追谥“圆觉大师”。碑文与文献记载的寺名、地望、山体相互对应，进一步佐证达摩与卢氏定林寺的深厚历史渊源。

六、文化遗存

卢氏兴国寺虽屡经战火损毁、历代重修，但达摩圆寂相关的核心古迹遗址和历史文脉仍有留存，为达摩圆寂于卢氏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。

其一，塔林遗址。寺院周边留存的古塔林遗址，分为东西两处塔区，以西面老坟坡塔林最为知名，民间俗称“和尚坟”，整体占地二十余亩，是历代驻寺高僧圆寂归葬之所；遗址内曾留存达摩灵塔基址遗迹，与史料“起塔定林寺”的记载高度对应，是初祖归葬的核心实物遗存。其二，南寺晓钟。作为卢氏古八景之一，“南寺晓钟”自古闻名。县志载：“古寺山南信绝尘，梵音阒寂夜将晨。”古寺原有巨型铁钟，钟声雄浑悠远，可传数十里，是寺院鼎盛禅韵的标志性景观，见证了南北朝以来千年禅宗道场的兴盛文脉。其三，活态民俗。寺院文脉活态延续、未曾中断；依托达摩圆寂史实形成的《兴国寺传说》被列入卢氏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系统保存了达摩在卢氏传法、圆寂及“只履西归”的民间叙事。当地民众沿袭千年民俗传统，每逢达摩圆寂纪念日都会举办祭祀法会、民俗庙会，香火绵延、文脉永续，构成古迹遗址、方志文献、非遗民俗三位一体、相互印证的完整文化遗存体系。

七、轶事典故

（一）锡杖涌泉

熊耳山腹地山高石厚、岩层坚硬，山间溪涧分布不均。山上零散居住的山民、樵户，每逢旱季溪沟干涸，饮水便成一大难事。百姓往往背负瓦罐，翻越数道山岭、往返数里山路，方能取得生活用水，若遇天旱，更为艰难。

相传达摩驻留熊耳山闭关修行之时，身边仅有两三位弟子随行，师徒日常饮水，同样需要下山长途汲运。有一年久旱无雨，附近山沟泉流尽数枯竭，弟子翻遍山野寻水，最终空手而归。达摩目睹山中百姓翻山汲水之苦，心生悲悯。一日，他手持行脚云游所用锡杖，行至定林寺下方一处裸露坚硬崖壁前，凝神静立，将锡杖杖头向岩石轻轻一点，只听岩石之下隐隐传出闷响，坚硬的石缝之中，一股清泉汩汩奔涌而出。据《兴国寺的传说》口述资料记载，这眼泉水被后世称作卓锡泉，水质甘冽醇美，四季长流，即使大旱之年也不枯竭。泉水涌出后，既解决了达摩与随行弟子闭关修行的饮水所需，也使周边散居村民不必再长途翻山挑水，就近便可取用，切实惠及附近数个山村。千百年来，这眼泉水仍在文峪乡（原定林寺所在地）磨上村的崖壁上汩汩涌出、潺潺不息，卓锡泉的故事也随着熊耳山的风物记忆，在卢氏民间代代流传。

（二）只履西归

达摩圆寂后两年，东魏使臣宋云从西域返回洛京。途经葱岭时，忽见达摩一手拄锡杖，一手提只履，身披僧衣，赤足而行，自东向西而来。宋云急忙停步，问道：“大师欲往何处？”达摩答：“往西天去。”又嘱咐道：“你回京后，切勿说见过我，否则恐有灾祸。”言罢，二人各奔东西。

宋云以为这是戏言，未放在心上。回京复命时，顺口提及途经葱岭遇见达摩之事。话音未落，东魏孝静帝勃然大怒，斥道：“人所共知，达摩大师圆寂于禹门，葬于熊耳山，起塔定林寺，你怎说在葱岭遇见大师？分明欺君！”遂命侍卫将宋云绑出殿外，投入南监。

数日后，孝静帝坐朝审理此案，传宋云上殿，问道：“你在葱岭遇见达摩之事，究竟如何？如实说来。”宋云先叩头，后说话：“皇上容禀：臣见达摩祖师赤足，一手拄锡杖，一手提只履，僧衣随风，翩翩西行。他称要回西天，并嘱臣勿将此事说出，否则将有灾祸。臣以为是戏言，又不敢欺瞒圣上，便如实奏陈。臣所言句句是真，万望圣察。”孝静帝听罢，半信半疑，无所适从。群臣亦议论纷纷：有的说达摩辞世人所共知，哪有死人还阳之理？宋云犯欺君之罪，应当依法处置；有的说达摩西归宋云见，监禁岂敢再欺天？既然真假难辨，不如开棺验证。孝静帝采纳后一条建议，命人开棺查看。棺中空空，只剩一只鞋子。宋云的不白之冤遂得平反昭雪。“只履西归”的故事流传至今。

（三）一苇渡江

相传达摩自岭南北上，抵达南朝梁都城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，与梁武帝论究佛法。梁武帝一生热衷于建寺、造像、度僧，追求世俗功德福报；达摩所传禅法重在向内明心见性，并不推崇有为事功，二人机锋不契，见解难合。达摩见机缘不合，决意离开建康，渡长江北上，前往北魏境内弘传禅法。梁武帝事后心生悔意，派兵追赶，意欲挽留。追兵疾驰至长江岸边，只见江水浩荡，江面开阔，一时并无渡船。达摩见追兵将至，便自岸边折取一枝芦苇，抛掷于滚滚江流之上，随后赤足踏上芦苇，凭一叶苇秆为依托，乘风破浪，飘然横渡长江。岸边追兵目睹此景，大为惊骇，不敢上前，只能目送达摩远去。渡过长江后，达摩一路北行进入魏地，辗转抵达洛阳，后入嵩山，开启九年面壁的修行岁月。“一苇渡江”的故事后世流传极广，屡被绘画、石刻、戏曲取材演绎，成为达摩最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典故。

（四）断臂求法

达摩驻锡嵩山五乳峰石室，终日面壁静坐，凝心禅观，不与外界俗事相交。时有青年僧人名唤神光，久慕达摩禅法，不远千里奔赴嵩山，恳请拜入门下。达摩见他初来求道，道心尚未经受淬炼，便未轻易应允，依旧静坐参禅，不予开示。时值隆冬，北风凛冽，大雪漫山飘洒，寒风穿林刺骨。神光不肯离去，静立于石室门外雪地，昼夜侍立，一心等候大师出定。一夜风雪不停，积雪层层堆积，没过双膝，寒冰侵骨，神光始终肃立不动，未曾有半步退缩。待达摩出定，抬眼望见洞外雪中伫立的神光，便出言考校：“大乘无上妙法，旷劫难逢，非寻常心志可求。须历经千磨万难，舍身忘躯，方能领受。仅凭这般简单守候，岂能得正法？”神光听闻此言，自知凡俗言语不足以彰显求道之至诚。为明舍身求法之宏愿，他抽出随身戒刀，自断左臂，殷红鲜血流淌而出，染红脚下皑皑白雪。剧痛之下，神光依旧凝神恭立，面不改色，向达摩再次恳请，愿以残躯求受禅法。

达摩目睹其舍身明志之举，感念他坚毅不退的菩提心，知其根器成熟，可承载禅宗法脉，于是接纳神光为弟子，赐名慧可，为中土禅宗二祖。达摩将四卷《楞伽经》付嘱慧可，作为禅门印心典籍，叮嘱他以此经文指导后世学人，令禅法代代相传。这一段断臂立雪的典故，千百年来广为流传，成为精诚求法的标志性故事。

八、后世影响

达摩晚年驻锡卢氏熊耳山，于原定林寺（兴国寺）示寂归葬。这不仅是禅宗史上的重要事件，更在禅宗史理、地域民俗文脉、当代文化发展等方面，对豫西地区产生了绵延千余年的深远影响。

（一）完善禅宗法脉

在禅宗史理层面，达摩于卢氏弘法归寂的史迹，丰富了早期山林禅的传播脉络，补全了初祖达摩完整的行迹与法脉叙事。传世禅宗典籍多聚焦洛阳、嵩山核心区域，重点记载达摩面壁修行、付法慧可等事迹，对其晚年遁入山野、游化弘法的历程着墨甚少，致使达摩一生行迹出现叙事断层。

达摩以洛滨古定林寺为道场，面向樵农山民宣讲壁观禅法，践行头陀山居、不重繁缛仪轨的修行理念，印证了早期禅宗并非局限于洛阳都市士族圈层与名刹大寺，而是同样能够扎根山野民间，向普通民众传播“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”的核心禅理。这为后世山林隐修禅、民间禅风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，也佐证了北朝晚期洛河上游熊耳山地已是河洛禅法向西辐射、深耕豫西的关键枢纽。

从禅宗整体法脉来看，达摩东渡来华、金陵论法、嵩山付衣、熊耳归寂的完整历程，正式完成了印度禅法本土化落地、民间化传播的历史闭环。卢氏熊耳山作为达摩生命与弘法生涯的终点，与唐《续高僧传》“达摩灭化洛滨”、宋《景德传灯录》“葬熊耳山，起塔定林寺”等权威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为学界考证达摩晚年行迹、还原豫西地区佛教传播格局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地理坐标与史料支撑，也由此形成了历代文人、禅僧寻访溯源初祖的传统。

（二）传承活态民俗

在地域民俗文脉层面，达摩的千年历史记忆深度融入卢氏乡土社会，塑造了当地独有的地域文化与民间信仰体系。依托达摩驻锡熊耳山、圆寂定林寺的核心史实，当地民间衍生出石室面壁、锡杖涌泉、只履西归等一系列特色乡土传说。各类口耳叙事历经千年积淀，整合为卢氏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《兴国寺的传说》。民间叙事巧妙地将深奥的禅宗义理与熊耳山水、洛河风物、山乡樵耕生活相融，把晦涩的佛学思想转化为基层民众易懂、共情的乡土记忆，实现了禅文化的民间落地与代代传承。与此同时，达摩祭祀民俗绵延千年。古定林寺自南北朝起便设有达摩纪念祭祀活动，后世固化为十月初五达摩圆寂日核心祭典，叠加二月初八传统庙会，形成豫西知名的民俗盛会。每逢庙会，方圆数万民众齐聚兴国寺礼佛祈福、联谊赶集、观戏游乐，让禅宗纪念仪式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，丰富地域民俗文化。

（三）赋能地域发展

达摩卢氏遗迹突破了传统历史叙事局限，有效拓展了河洛禅宗文化的传播版图，为卢氏文化建设、非遗保护、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核心资源支撑，兼具学术研究、社会教化、产业赋能等多重价值。达摩相关遗址、非遗传说、方志记载，是卢氏不可复制的独家文化IP。近年来，当地持续开展口述非遗档案整理、兴国寺修缮复建、历史景观复原、史料考证梳理等工作，系统整合碎片化的文化资源，推动达摩文脉规范化、活态化传承。达摩文化蕴含的静心守志、质朴求真、体恤民生、顺应自然的精神内核，与卢氏山区民众坚韧务实、淳朴向善的地域精神高度契合，成为涵养乡土文明、教化民风民俗的重要精神载体。在文旅发展层面，达摩山林隐修文化，与嵩山少林寺世俗弘法文化形成错位互补，联动熊耳山自然生态、洛河文脉、豫西大峡谷山水资源，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林禅修文旅体系，构建差异化、特色化的地域文旅品牌。同时，当地统筹历史考证、非遗保护、文旅开发协同发展，守护文化根脉，让达摩禅宗文化在当代实现有序传承、创新发展。